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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概况:农业发展:栾城是全国闻名的粮食生产基地县。2001年,粮经作物种植比达到65:35,产值比达到28:72,农业产业化率达42%,种植结构调整面积达到11.5万亩。苗木花卉、无公害蔬菜、畜牧养殖等特色农业基本形成,苗木花卉发展到2万亩,品种达400余个;优质专用小麦面积达到20万亩;无公害蔬菜面积5000亩,草坪面积2000亩;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48.1%。
生态林网:开展大规模植树绿化活动,2001年,该县累计植树465万株,总面积2.8万亩,绿化道路总长1336公里。全县林网控制率达100%,森林覆盖率达18.6%。完成了京深高速绿色通道、农业林网、环城林、环村林等多个绿化工程。该县相继被命名为“全国林业生态建设先进县”和全省“平原林业生态建设示范县”。
工业发展:2001年,栾城是全市8个工业强县(市、区)之一。该县工业企业4000多家,已形成医药、化工、纺织等几个优势行业。建成了医药工业区、窦妪化工工业区和5个工贸小区。骨干企业有神威药业、宏源热电、圣雪公司等20多家企业。其中,神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跻身全国中成药企业50强前列,“神威”商标被评定为全国驰名商标。神威公司软胶囊、圣雪公司无水葡萄糖产销量全国第一。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,2001年完成增加值13亿元。
城镇建设:2001年,坚持“园林式、生态型、现代化”建设定位,县城详细规划覆盖率达到80%。城区绿地总面积241.56万平方米,绿化覆盖率达到47.3%,城区集中供热率达76.1%。被确定为“全国创建文明小城镇示范点”和“全省优美小城镇试点县”。县标广场被评为“石家庄市十佳城市景观”之一。
自然环境:栾城位于东部季风区,处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,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。气候总特征为:气候温和,光照充足,降水适中,四季分明,春季干燥多风,夏季炎热多雨,秋季凉爽多雾,冬季寒冷少雪。年平均气温12.8℃,年平均降水量474.0毫米,年平均无霜期205天,年日照总时数2521.9小时,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125.438千卡/厘米,年平均风速为2.6米/秒。
历史文化:历代变迁:春秋时,初属鲜虞国,后属晋为栾邑,晋中军元帅、正卿栾书封于此,置栾邑,是为栾城之肇始;战国,初属中山国,后属赵;秦属巨鹿郡;西汉,置关县,治所在今北十里铺;东汉,改置栾城县;三国魏时,并入平棘县,属常山郡;晋属赵国;北魏时复置栾城县,属赵郡;北齐时废栾城县;隋设栾州,复置栾城县,初属栾州,后属赵郡;唐末改栾城为栾城县,先后隶属赵州、栾州、恒州、镇州;五代后梁时又改称栾城县,先后隶属赵州、镇州、真定府、恒州;宋初属镇州,后属真定府;元初属赵州,后属真定路;明属真定府赵州;清先属真定府,雍正后改为正定府;中华民国先后隶属正定府、范阳道、保定府、河北省;解放后隶属石家庄专区,曾与藁城、无极、赵县合并,后属石家庄市;1958年并入藁城,旋即恢复栾城建制。栾城县历史悠久。2500多年前春秋时期,晋国中军元帅、正卿栾书(谥号武子)食采于此,建为栾邑,西汉置关县,东汉改置栾城县。汉代名将柴武、唐代宰相苏味道、元代数学家李冶、红巾军起义领袖韩山童、韩林儿父子等均为栾城人。历史上有“南京到北京,小县数栾城”之美称。宋代著名文学家“三苏”——苏洵、苏轼、苏辙都是栾城后裔,栾城县苏丘村即其祖籍,其祖先苏味道之墓现保存完好,苏东坡祖籍纪念馆被共青团河北省委命名为着批“河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。二OO一年八月,中国第十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在栾城县召开。
历史名人:栾城名宿代不乏人,春秋有晋国正卿、中军元帅栾书,汉代有棘蒲侯柴武,唐代有初唐“文章四友”之一的宰相、文学家苏味道,元代有著名数学家李冶、红巾军起义领袖韩山童、韩林儿,现代有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先、河北省副省长王力、山西省副省长吴俊洲、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左建昌、历史学家乔明顺、全国政协委员、地质学家李廷栋等。围绕“三苏”祖籍栾城,乃初唐政治家、文学家苏味道之后这一资源,栾城开展了旅游资源宣传研究,进行了苏味道、“三苏”与栾城考察万里行,召开了第十二届苏轼学术研讨会,筹建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。
教育发展:一、先秦至隋唐的教育,春秋时,“周室东迁,庠序废坠”。官学衰落,而私人办学之风渐兴,诸子百家纷纷立私学以收徒。晋国大夫栾武封于栾邑时,一些学人也通过家塾传授知识。唐代是封建教育大发展的时期,府州县皆立官学。各地学子潜心攻书学儒,应科举以求仕途。“缙绅虽位极人臣,不由进士终不为美。”而地方官学则是进士及弟的主要教育场所。此外,还有些学者自办收馆和学校授业。仅栾城小邑,就涌现出苏味道、阎朝隐、阎镜几、阎仙舟等进士。五代时,镇州(今正定)兵燹频仍,加上杜重威、白再荣等地方军阀的残酷掠夺,民不聊生,学废庠圮,教育事业大衰。二、宋金元明清时期的教育,北宋时期,经济恢复,教育复兴。庆历四年(公元1044年),仁宗采纳宋祁之言,“乃诏州县立学,士须在学三百日,乃听预秋试”。由此形成了经州县官学学习,方可参加科考的制度。并且自宋代起,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场所——书院。“靖康之变”以后,金朝女真人入主中原。人口流徙,经济萧条,学校书院多废。在稳定对中原的统治后,金朝统治者才注意发展农桑,重振教育。元代,书院开始官学化。至元二十八年(公元1291年),元始祖诏令“先儒过化之地,名贤经行之所,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,并立为书院。”,出生于栾城的著名数学家李冶,在经历了金元之际的颠沛流离后,晚年“买田封龙山下,学徒益众”。他主持封龙书院,一改官学的死寂学风,倡导“读书,贵反复求之”。要求学生写文章须“深造自得,兼众人之所独”。最忌人亦云云、盲目师承某一个人。他指出:“文章不当为者五。苟作,一也;徇物,二也;欺心,三也;蛊俗,四也;不可以示子孙,五也。”在这里,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学子,而且潜心著述,著成《益古演段》、《敬斋古今黈》、《泛说》、《壁书丛削》、《敬斋文集》等不朽著作。四乡学士纷纷向他求学,“岁久,从游者日多,所居不能容”。再有藁城人安熙也在封龙山聚徒讲学,著名文学家苏天爵(生于栾城,长于真定)就是他的门人。明代河北的书院进一步官学化。政丶府投资创办书院渐成风气。由于教育事业的大发展,进士,举人数量大增,有明一代,栾城进士8名,举人26名。入清以后,府县教育场所又有增加,一大批书院在各地相继创建。康熙二十七年(公元1683年),栾城知县王孔(见注)在城内创龙冈书院,乾隆三十三年(公元1768年)、道光十四年(公元1834年)、十六年(公元1836年),分别由知县李方茂、王大猷、桂超万重修。清代的书院,在康雍乾大兴文字狱的风暴冲击下,基本壅塞了自由讲学、自由研讨的学路,成为封建儒学教育基地,教育体系、授课内容和组织完全由政丶府控制,与官学几无差异。道光十七年(公元1837年)栾城县还专门制定了《书院章程》二十条,对书院财产管理,延请山长、开课、考试、田户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规定。延请师长,须“择科甲出身、学行素著、诗文兼长者”。这时的书院大多成为科举考试的一种预备机关,不过是官办学校的别名而已。清代各县义学大有发展,并增置数量不等的学田。康熙时栾城知县王孔,“志在振兴文教,创立义学十六所”,并“捐mai地六十亩为义学田,坐落小州村,有碑界”。“道光十七年(公元1837年),知县桂超万起意兴学,由城及乡,先捐后劝”,先后设立义学18处,共拨立、捐立庙地、寺田达455亩作义田。一些有远见的道人和佛教僧侣也支持兴义学、教化民俗,主动捐献道观、寺院田地或出借道观和寺院房舍以助义学。郊区振头关帝庙、栾城龙门村保真观、窦姬村开业寺、东佑村兴国寺、北寺上村广胜寺等寺、观、庙宇,就分别在康熙、道光年间出房捐地,倡办义学。三、民国时期学堂的兴废,中国之新学,在康梁变法时已见端倪。但在石家庄一带的新式学堂则出现于民国初期。辛亥革命后,倡导破除封建迷信,兴办新学。石家庄及周围各县陆续有一些寺院、道观、庙宇改为新式学堂。这些新学堂,学国文、算术、几何等课,废除了封建儒学教育体制。较之封建学、书院,无疑是一大进步。民谣说:“中华民国改了良,拆了寺庙盖学堂。”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。石家庄村南的宁安寺,振头的关帝庙,效区西岗头道观等许多寺庙都在民国初年改为学堂。1937年10月,日军侵占石门,各类学校一度停办,后来陆续恢复一些。这一时期的学校大都开设日语课,按日本侵略军的需要,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,杜绝教材中宣传爱国、宣传抗日的内容,为日军的侵略行为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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